恒正网配资文史丨亲自诊病开药！宋仁宗这样推动中医发展和传承

在中国古代数百位皇帝中，对中医药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并有过具体举措的不在少数，但还能亲自诊病开药的则较为少见，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便是其中一位恒正网配资，他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

一、痄腮之痛

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前后，都城汴京流行痄腮。所谓痄腮，指的是一种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西医称流行性腮腺炎。《朱氏集验方》记载，宋真宗赵恒的儿子赵祯也得了这种病。赵祯起床后突然觉得两腮不舒服，有发酸和隐隐作痛的感觉，宫人们赶紧招来御医为赵祯看病，御医开了药，却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名叫赞宁的道士，取来赤小豆，碾成末，敷在患处，竟然很快好了。

《朱氏集验方》是宋代医家朱佐编纂的方书，成书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全书共15卷，系统收录了宋代医家常用的方剂和单方1000余首。该书已经散佚，不过许多单方经常被其他医书所引用，上面讲的赞宁赤小豆治好赵祯痄腮一事就被《朱氏集验方》所记载：“宋仁宗在东宫时，患痄腮，命道士赞宁治之。取小豆七十粒，为末，傅之而愈。中贵人任承亮后患恶疮近死，尚书郎傅永授以药立愈。叩其方，赤小豆也。”（李时珍《本草纲目》）

乾兴元年（1022年），赵恒驾崩，年仅13岁的赵祯继位，即宋仁宗。宋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在位期间善于纳谏，包拯、范仲淹等名臣辈出，经济文化达到北宋的巅峰，人口增至约6000万人，商税突破2200万贯，开创了“仁宗之治”。“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均在此时期成熟并应用，唐宋八大家中有6位活跃于这一时期。宋仁宗还以仁政著称，他推行轻徭薄赋，主张慎刑恤狱，受到好评。继位前患痄腮的经历让宋仁宗体会到疾病所造成的痛苦，也感受到医学知识在抗击疫病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对发展医学事业十分重视。

二、成立校正医书局

宋仁宗以个人患病经历为鉴，首先想到的是对各类行之有效的方剂加以整理，实现“庶使天下咸知救疗”的医学惠民目标。在此之前，北宋已经完成了《太平圣惠方》的编纂，该书由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下诏启动，历时14年完成，共100卷。该书共收录16834首方剂，按1792种病症分类，首创“方论结合”体例，即每门先论病因病机，后附方剂配伍，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药典”。然而，该书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卷帙浩繁、度量衡不统一、存在错讹等。宋仁宗下诏全面校订整理《太平圣惠方》，删除重复方剂，精简卷帙，统一医学名词和度量衡标准，对部分争议方剂进行临床验证，保留有效内容。经过校订，《太平圣惠方》得到全面提升，最终形成权威版本。

宋仁宗发现校订后的《太平圣惠方》仍然篇幅过大，不利于基层传播与使用，于是在皇祐初年（1049年）命人从中精选实用方剂，编纂一部“简化版”的方剂图书。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缩写”，宋仁宗要求借此机会补充进一些行之有效的民间验方。为了搜集这些民间验方恒正网配资，宋仁宗提前两年下诏给各州郡，要求广泛征集，强调注明出处、主治及验证案例。经过两方面的结合，《简要济众方》一书问世。该书省略了理论部分，直接列出病症与方剂，强调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共收录586首方剂，印刷成书后在各州县广泛流传，甚至被刻于石碑或抄写分发，成为基层医疗的实用指南。

宋代以前医书多靠手抄流传，版本错讹严重，如《伤寒论》不同抄本中“桂枝汤”的剂量差异竟达30%，亟须系统整理。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下诏校定《难经》《诸病源候论》等医学典籍，命“国子监摹印颁行”。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下诏设立校正医书局，汇集一批在医学和文献学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对古典医籍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和校勘，不仅校正文字错误，还对内容进行甄别和补充。校正医学书重点校订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10部经典，采用“三校三勘”（初校与初勘、复校与复勘、终校与终勘）制度，并撰写校勘记说明版本源流。三校三勘不仅保证了校勘质量，而且统一了宋代医学术语体系，规范了药物用量单位。

宋仁宗十分重视医学教育，下诏在地方官学设立“校正医书局分所”，培训基层医生，将《难经》《脉经》等9部典籍定为考试教材，要求医学生“每试墨义十道，方脉六、本草三、针灸一”。他对医学教育的重视促使医学知识体系化，催生出宋代“儒医”群体的崛起，也促成北宋私修医书的繁荣。

宋仁宗画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三、铸造针灸铜人

针灸学是中医学的重要分支，它以人体经络系统为理论基础，通过针刺或艾灸特定穴位调节气血、平衡阴阳，从而治疗疾病或预防保健。针灸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放血疗法，后来由《黄帝内经》确立了经络理论，晋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系统整理出穴位。针灸学虽然在民间广泛流传，相关书籍也有不少，但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不少错误。比如，不同书籍对穴位的位置、名称以及针灸手法记载差异极大，缺乏统一标准，使医者无所适从。扎错穴位导致的医疗事故时有发生，不仅无法治愈疾病，反而加重了病情，甚至危及生命。

天圣四年（1026年），宋仁宗命尚药御王惟一铸造针灸铜人，为针灸学提供统一、标准的教学和实践模型。王惟一对针灸学深有研究，且富有临床经验。王惟一集宋代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在接到诏令后，王惟一广泛搜集各类针灸资料，进一步对穴位的位置、名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按照精准性与直观性的要求，铜人表面详细刻画了人体的14条经脉，这些经脉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经脉上的穴位也一一标注，每个穴位都有对应的名称和位置，共计657个穴位。穴位的设置精准无误，与传统针灸理论高度契合。在制作工艺上，针灸铜人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铸造技术，先制作出精细的模具，再注入铜水，经过多次打磨和修整，使针灸铜人做到了表面光滑、穴位精准。

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针灸铜人铸成。针灸铜人共有两具，其中一具放置在医官院，该院是当时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场所，医学生凭借这尊直观的学习模型可以更好地掌握针灸穴位的位置和针灸手法。另一具放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该寺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寺院，人流量大，将针灸铜人放置在这里恒正网配资，可以供更多的人观摩和学习，同时也能让人们感受针灸学的魅力，普及针灸学知识。宋仁宗还下令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范刻于石板上，陈列在大相国寺内供人参观学习，石刻的题篆为宋仁宗亲笔御书（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六《太医院铜人腧穴图拓本跋》）。

针灸铜人的出现为针灸教学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推动了教学的标准化、形象化和直观化。针灸铜人上面标注的穴位名称和位置都经过了严格考证与统一，避免了因书籍记载差异而导致的混乱。以往针灸教学主要依靠文字描述和老师的口头讲解，抽象且难以理解。针灸铜人以实物的方式将人体穴位直观呈现出来，学生可以直接观察和触摸铜人上的穴位。学生还可以通过在铜人上模拟针灸操作，熟悉针灸手法和技巧，提高实践能力。

宋金战争爆发后，金人也深知针灸铜人的重要价值，放置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的两具针灸铜人后来被运往金国，成为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工具。历经多年战乱，到元代时针灸铜人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元世祖忽必烈曾诏令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针灸铜人。到了明代，鉴于针灸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对标准模型的需求，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八年（1443年）下令重铸针灸铜人。到清代，针灸铜人受到了朝廷的重视与保护，并开展了新的铸造工作（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清代的针灸铜人），这些铜人不仅具有医学价值，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民间也有一些仿制的针灸铜人出现，为针灸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官民结合战瘟疫

在中国古代，频繁暴发的瘟疫往往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如何有效抗击瘟疫是每个朝代都会遇到的难题。天圣六年（1028年），临安大疫，宋仁宗脱下龙袍，暂离正殿，以示自省，并减少膳食，停止娱乐。嘉祐三年（1058年），京师暴发瘟疫，宋仁宗下诏免除民间税赋，并通过宗教机构赈济灾民。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体现出宋仁宗对民众疾苦的关切。

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是当时最重要的医疗管理机构，每逢各地瘟疫暴发，宋仁宗都及时命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前往诊治。比如，至和元年（1054年）京师大疫，宋仁宗命太医局选配药方，向民间免费发放。惠民和剂局是官办药局，宋仁宗命其以平价或免费提供药物，严格监管药品质量，违者“杖一百”。各州县广泛设立有义仓、广惠仓等，储备粮食和药物，用于应急救济。

瘟疫暴发时，朝廷要求地方官员整治环境卫生，如疏浚河道、掩埋尸体等，以减少疫情蔓延；乡绅等通过捐资、施粥、建隔离点等方式协助官府，僧道等则施药、掩埋尸体。宋仁宗嘉祐末年，朝廷下诏“一棺给钱六百”，鼓励收殓无主尸骸。寺庙常承担此类任务，部分僧道还参与祈禳等活动，虽属宗教活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他用自己为官以来积攒下来的钱在家乡吴县购买了1000亩好田作为义田，以此为基础创办了范氏义庄。义庄除在经济、教育等方面救助族人外，还要求族人“有病早治”，《义庄教条》则强调“慎饮食、避秽气”。发现瘟疫后，义庄会协助宗族将患者安置到临时搭建的“隔离寮”，避免交叉感染，同时组织人力清理疫区垃圾，焚烧尸体，改善居住环境。

在朝廷的鼓励与引导下，范氏义庄很快被其他宗族效仿，福建林氏、江西谢氏等宗族纷纷设立义庄，他们均将防疫纳入族规，如谢氏义庄就规定“族中患疫者，每日给米一升、药钱百文”。宋仁宗皇祐年间，苏州士绅钱公辅捐田百亩设立“广惠仓”，专门用于灾疫救济。这些民间慈善机构的出现与兴起，说明这一时期民间组织逐渐成为防疫救灾的重要力量。

五、亲自诊病开药

皇祐元年（1049年），汴京暴发大疫，宋仁宗命太医救治，并特意交代从内库中取出两支“通天犀”用于配药。按照一些古代医籍的记载，“通天犀”是一种神兽的角，“上下通贯，能出气通天”，可解百毒、辟瘟疫，被视为无价之宝，常被帝王珍藏。其实“通天犀”就是普通的犀牛角，在中医中被用作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的药材，尤其在治疗高热、惊风等急症时被广泛使用。在古代，犀牛角属稀缺资源，极为珍贵，往往仅被皇室或贵族拥有。《宋史·食货志》记载，内侍李舜举建议“通天犀”只供皇帝御用，宋仁宗拒绝道：“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遂“立命碎之”。5年后，汴京再次暴发瘟疫，宋仁宗又命人“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

宋仁宗重视医学，自己也不断学习医学知识，是古代数百位帝王中为数不多的能亲自为人问诊治病的皇帝。赵德文是魏王赵廷美第八子，赵廷美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为亲兄弟，故赵德文与宋仁宗是叔侄关系。赵德文患病，宋仁宗命太医前去诊治，还亲自前往探视。宋仁宗凭借对医药知识的了解与积累，在详细观察赵德文的症状后，亲自为其调制汤药。《宋史·宗室列传》记载：“（赵德文）既病，仁宗临视，亲调药饮之。”

宋仁宗对针灸学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甚至给自己扎过针。明代李梴在《医学入门》中引宋代文献称：“嘉祐中，仁宗患头眩，自刺风府穴，针出而愈，赐名‘兴龙穴’。”由此，命其穴为“惺惺”。宋仁宗还研习方剂，曾在古方“甘桔汤”中加荆芥、防风、连翘三味药，治疗咽喉口舌诸病，命名为“三圣汤”。（常敏毅《宋代皇帝和中医中药》，《家庭中医药》2002年第11期）

宋仁宗在位期间推行仁政，其在中医药领域推出的许多举措都为人们所称道。宋仁宗广设医局、修订医典、推广良方，又铸造针灸铜人，推动了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传承革新。这些努力不仅为当时的百姓带来了福祉，也为后世中医药发展作出了贡献。像宋仁宗这样，既高度重视医学事业又亲自研习医理并用于实践的，在中国古代帝王中确实罕见。

（文/陈忠海，文史作家。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7期）